在2011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第二輪談判在波恩結束后的一周后，一場企業低碳發展戰略研討會在北京召開。
6月24日，本報主辦的企業“氣候官”體系及低碳發展戰略研討會，在北京海航萬豪酒店召開。
各位嘉賓圍繞企業的氣候官議題各抒己見，他們分別是為本報低碳周刊負責人陳晨星、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北京辦事處能源與氣候變化高級顧問楊富強、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研究員陳洪波、氣候變化獨立研究員喻捷、《21世紀商業評論》主編吳伯凡、巴斯夫大中華區管理董事會董事長關志華、聯想集團社會責任高級經理付琳、WWF世界自然基金會高級企業經理蔣赟、SGS通標公司能效與低碳服務部高級主管賈洲平、安永的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部門經理張有為、商道縱橫咨詢公司總經理郭沛源、瑞森德企業社會責任機構副總經理李楠、氣候組織傳訊總監吳霞等。
與會者達成共識，在節能減排的國內政策和應對全球變暖的國際談判約束下，中國企業應盡早建立全面、徹底的低碳轉型戰略，構建專門負責可持續發展、低碳戰略的氣候官體系，成為未來企業增強競爭力的新方向。
氣候官：從責任到商機
事實上，在“可持續”、“氣候”進化為企業戰略，并搶占低碳市場先機方面，巴斯夫是先行者。即巴斯夫是全球首家設立“首席氣候官”的化工類公司。
據關志華介紹，巴斯夫在2001年開始成立了一個全球的管理委員會，負責對整個可持續發展方向的研究，2008年進一步完善，增加了對氣候變化和低碳方面的關注，設立了首席氣候官。
關志華表示，在巴斯夫，首席氣候官不僅關注產品生命周期的能效和排放問題，而且推動開發一些氣候保護型的產品， 即該產品在被客戶使用的過程中，其所節約的溫室氣體排放至少是2倍以上。
“氣候官不單是崗位、組織架構，同時是個理念，是整個企業發展的一個戰略。”關志華表示。
對此，陳洪波理解是，“氣候官是企業的戰略部門，滲透到每個環節，包括技術研發、制造、融資、物流、價值鏈管理，甚至包括企業文化。”
“企業的低碳戰略不僅體現在整個價值鏈的生產過程當中，如采購、生產、物流、回收等過程減少碳排放，還體現在企業對清潔技術、清潔產品上的投入和研發。”陳晨星表示。
事實上，搶占低碳先機，就需要企業更加主動地去擁抱應對氣候變化的責任。
“氣候變化也引發了商業生態的變化。”吳伯凡認為，“對企業而言，應對氣候變化已不再是一個自然生態話題，而是一個商業生態命題，成為企業在制定自己的戰略，包括設計自己的流程，樹立自己品牌的過程當中不得不考慮的一個預設的前提”。
因此，“首席氣候官”這樣職務的出現，表明有的企業在主動地迎接和擁抱這種變化，正在把這種外在的責任，變為一種主動的參與，把責任所系變成商機所在。“我們主要是為企業低碳戰略勾勒出一個比較可操作的，而且能夠不斷的優化、反向兼容的一個操作體系，這是我們討論這一話題的初衷。”吳伯凡表示。
氣候官如何落地?
盡管有跨國企業已開始在“首席氣候官”領域進行了戰略布局，但對于中國企業而言，這還屬于新鮮概念。如何推動國內企業認同及實施這一戰略性“從可行性來看，現階段可以施行氣候官戰略的企業，一定不是那些相對靠后，或者還在為利潤掙扎的企業，而是行業里的領先企業”。蔣赟表示，“當它要去占領下一個制高點時，會把氣候官體系考慮進入它的戰略體系里邊。”
對此，楊富強進一步建議，應該從一些重點行業，抓一些重點企業，比如該行業的前三名企業進行試點示范，然后再逐步推廣，從而形成一種潮流。
“盡管電力和鋼鐵這樣的行業，其減排作用更為明顯，但從操作來看，一些B2C的企業更容易推進，因此他們有一些宣傳上的考量。”蔣赟表示，“另外一些國際化程度比較高的科技行業，如信息、通信和技術行業，他們的理念比較領先，也愿意做這方面的嘗試。”
關志華認為，首席氣候官在落地時必須考慮中國的國情，“中國的特殊國情是，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大都是央企，而央企與一般的企業很不一樣，他們的行動在很多時候取決于國家的政策”。
因此，首席氣候官職能有必要拓展，從企業拓展到政府。
“如果要推動央企成為低碳先鋒，踐行首席氣候官體系，那么我認為，我們首先要推動政府，政府也需要像企業一樣設置首席氣候官。”喻捷表示，“中央政府既要發展經濟，也要抓節能減排，也要抓民生等等，多目標在轉型期難免存在結構性的矛盾。”
喻捷認為，從“十一五”節能減排的經驗來看，企業包括央企在內，不能只是被動地來接受政府的政策，也應該有渠道表達對政府的期望，“政府的首席氣候官正好可以擔任這個角色，在做好內部的事情和公關宣傳的同時，搭建政企溝通的橋梁”。
不過，陳洪波對動員央企率先行動表示并不樂觀，“或許，國家低碳試點五省八市里的央企是一個突破口，但整體上還是要去找一些具有創新意識的民企去推動。”
在具體如何落實到企業時，與會專家也給出了具體的路線圖。蔣赟認為，首先企業的低碳戰略不是突兀的，而應與原有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相融合;其次企業設置首席氣候官，要經過相對嚴格的投入產出考核，為企業創造正向的收益;第三，首席氣候官不能僅僅是公關，而必須落到經營的各個環節。
楊富強認為，在企業低碳戰略落地的過程中，改變企業領導者的觀念非常重要，讓CEO充分理解首席氣候官的職能和意義就成功了一半，同時在組織架構上不妨做一些創新，“能夠把我們經常講的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節能、CSR、公關都要放到首席氣候官這個概念里面”。
“之所以要以首席氣候官來統攝其他概念，是因為中國企業在氣候領域可能會有重大突破，”楊富強表示，“當中國逐步變成世界上最大經濟體時，中國可以輸出一種新型的企業文化，來引領世界潮流。”
為了表明中國企業的先進性，楊富強建議，對那些希望通過首席氣候官來培養未來領導力的企業來看，在減排目標設置，一定要比國家分解到企業頭上的目標高，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其領導力。
“根據我們的計算，假如企業分解的任務是減排45%，那么我認為先鋒企業可以提高到50%。”楊富強補充。
第三方機構助力氣候官成長
“從我們與企業客戶接觸的經驗來看，一個難題是目前很多企業把節能減排放到環保的大概念里面去。”
賈洲平表示，他所在的公司推出低碳咨詢服務已有近六年歷史，從2008年到現在為400多家企業提供過碳盤查服務。
賈洲平認為，環保近乎一種純粹投入，少有收益，體現的是企業的一種社會責任，但低碳則與之不同，企業因節能而產生的節能量或者碳指標，在市場上是可以兌現經濟價值的，這是節能對于企業的特殊意義，但目前很多企業尚未意識到這一點，更多時候是把節能或者低碳作為一種不得不面對的政治任務。
“如果要推行首席氣候官，我認為中國不缺戰略，缺的是實際的工作，比如前期的理念宣教工作。”賈洲平解釋說，“我們接觸過的90%的企業，還根本沒有從理念上，意識到什么叫低碳，這就需要有專業人士去加強企業低碳意識的培訓。”
在企業低碳意識培訓中，要注意內外兼顧。“就首席氣候官概念而言，我們需要強調不僅要服務企業內部，比如碳戰略，排放量的監測，減碳的技術措施等，也要考慮為自己的客戶提供一些低碳解決方案。”張有為表示。
而首席氣候官對外的職能，可能恰恰會成為企業的利潤增長點。張有為舉例說，“一些房地產公司要做綠色建筑或者低碳建筑，他們可能或借助向我們這樣的第三方咨詢公司，也可以借助一些他們的供應商，如綠色建筑的技術提供商或者設備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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